科技產品的命名中，“3D打印機”當屬較為成功的一個，親切又不失神秘：乍一聽，會讓人聯想到傳統打印的畫面，但細推敲，又發現對它一無所知。
“叫‘3D打印機’對我們這行很有幫助，” 北京太爾時代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總經理郭戈對《時間線》表示，“如果叫學名‘快速成型技術’，恐怕會嚇跑一批潛在客戶。”
郭戈自碩士研究生起，便師從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顏永年，從事“快速成型技術”即“3D打印”的研發，他看到了其中的商業化前景。2003年博士畢業后，郭戈創辦太爾時代(Tiertime)——“tier”有“層層堆疊”之意，暗指公司業務特征。
公司初創，只有幾十萬元注冊資金和十幾位員工，其中三四位核心成員是郭戈同實驗室的同學。大家將創業地點選在母校附近，租了一間約100平米的辦公室，和一家位處海淀區，占地面積在1000平米左右的工廠，用來進行產品組裝及調適。
“這個行業說難也難，說不難也不難。”郭戈說，制造3D打印機無需專門技術，將已存在于材料、計算機、機械、控制和光配等領域的諸多現成技術，按照快速成型技術的原理和邏輯，進行重調，即可創造出當下時髦的“3D打印機”。太爾時代的工廠無需承擔生產任務，只是用來集成組裝和成品調適，能節省一筆不菲的成本。
雖然3D打印機的制造過程與許多傳統機械制造相比，并不繁復，只屬于機械制造業中的小行業，但其能完成的任務復雜程度，卻是無可替代的。通過將復雜的三維實體，降維成二維層片，逐層打印、堆疊，能夠完成傳統成型技術無法實現的許多造型細節，尤其是深入內部的鏤空設計。而打印精度，則體現為二維層片的無限趨薄。這些優勢，令郭戈對3D打印市場充滿信心。
創業之初，太爾時代將客戶群鎖定為模型設計需求比較旺盛的企業——醫療、玩具、汽車、家電、五金、燈飾等行業，及高校中涉及設計的專業。主打產品也是工業級別的：體積龐大，結構精良，打印精度較好，有良好的密閉型保溫空間，能保證模型打印過程中不會冷卻過快導致變型。當然，20萬到40萬元的造價也不菲。
由于3D打印市場尚未成熟。跑展會、做網站和口碑營銷是必要的推廣方式。初創期，郭戈和同事們經常穿梭于各種展會中，現場演示，吸引顧客。
第一臺設備賣給了一所學校。更容易接受新技術的高校類客戶，是太爾時代至今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。而購買工業級產品的企業用戶，大多用來進行產品研發，如外觀設計和內部結構改良——它們對3D原型打印的精度要求都不苛刻。雖然郭戈的機器已能打印一些初級、可直接應用的塑料結構件，但客戶還是更傾向于將3D打印機作為設計或研發部門的標配，并未投入制造環節。
從接訂單，到產品組裝再到銷售，一切按部就班地進行著，其業務逐漸擴展到海外。2008年，郭戈在北京懷柔的雁棲工業開發區租下一片更大的廠區，來滿足公司日益增長的訂單需求。
太爾時代在3D打印行業中，不溫不火地發展，直到2009——無論對這家企業，還是這個行業，轉型的征兆是明顯的。
2008年，海外市場陸續出現3D打印機的個人玩家。人們自發組建的3D打印社區里，掛滿愛好者們DIY的多款創意設計和產品展示。這個市場的興起，極大迎合了郭戈的預期。
“從我個人來講，我一直想把3D打印機做到個人消費級”郭戈了解這個行業對立體模型的需求：設計好草稿，當然希望能有一個立體成品來做進一步參考。對那些對打印精度并無嚴格要求的工業級客戶來說，一款更便捷、低價的桌面型3D打印設備，比高精尖的工業級產品來得實用。
與此同時，經過持續的研發和技術積累，2009年的太爾時代已有一定能力控制成本。比如，經過技術改良，打印機電極及其框架的成本，從原先的一兩萬元驟降至數百元；原先需外購的數控卡，價格在6000-10000元不等，后采用自行編程、制作芯片，成本僅需幾十元。乃至整臺打印機的成本從原先動輒十幾萬，降為幾千元。
這一切讓郭戈相信，是時候打造一個全新的產品系列了—價位能被大眾接受的桌面型3D打印機。
2010年，太爾時代桌面型3D打印機問世，命名為“UP!”，成型層厚范圍在0.15至0.4mm，打印物件體積在140mm之內，定價10000元人民幣。為了不對國內高端市場造成沖擊，郭戈決定UP!先面向國外發售。
以一款全新產品去拓展一個并不熟悉的市場，并不艱難。太爾時代在國外相對成熟的3D社區、網站和論壇大量發放UP!產品介紹，同時自建網站。“當時國外市場的類似產品很多都是DIY，和我們從工業級做下來的，不是一個數量級。”郭戈說，UP!在海外市場一經推出就很受歡迎，北美、歐洲、大洋洲、日本、東南亞乃至非洲和南美，都不乏銷路。
但物流成本卻成為負擔。每臺5公斤重的UP!，國際物流費用約為1000元，且多采用零單快遞。好在隨著訂貨量增多和知名度的提高，太爾時代開始在國外邀請代理商，提供整批發貨。2012年，UP!開始面向國內銷售。
根據業內人士的經驗，國內外3D打印機個人用戶，在使用習慣和心理預期上都有微妙差別。一臺售價二三千美元的UP!，對國外個人用戶而言，在可承受范圍之內，但對國內消費者無異于一款價格不菲的“家電”了。因此，二者對UP!的售后服務也有不同預期：國外用戶更習慣自行組裝，國內用戶則希望由專業工程師完成設備組裝和調試。“好在我們在設計時，就采用簡單的模塊化零部件，要安裝或更換，拔拔插頭就可以了。”郭戈介紹，這款簡易、小巧的個人消費級3D打印機，2010年全球銷量200臺，這一數字在2012年已直逼3000臺。
同年8月，太爾時代在UP!基礎上，推出一款配置稍低但外觀更易被大眾接受的改良版——UP! MINI。整機采用封閉式造型，噴頭和工作平臺被保護在一個可開啟的機蓋內，遠看更像是一臺咖啡機。如此設計，一方面出于安全考慮，讓工作中移動的高溫噴頭不至誤傷兒童；另一方面，親民的家電式設計便于普及。
經過近3年的轉型嘗試，郭戈確信3D打印在大眾消費中的市場潛力。不過，代價也不可回避。面向這一市場的產品營銷，已占其收入來源的50%，而原先的工業級產品則在40%左右。現在，太爾時代占據國內3D打印大眾消費市場份額首位。
“我認為，目前3D打印行業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：一級是用金屬或高端塑料，制造可直接用在產品上的零部件；另一級就是面向大眾消費者的產品。過渡型產品也會有，但市場占比會越來越小。”郭戈說道。
就第一個層面而言，太爾時代已享受到直接打印零部件給生產流程帶來的便利。目前UP!上應用的許多塑料配件，都是自行打印。好處在于，小批量生產可配合多個版本設計，隨時進行改進、迭代。至于面向大眾消費的3D打印市場，郭戈猜測，三維設計軟件的普及程度，或成為決定市場發展的壁壘。
沒有設計圖，3D打印無從談起，但普通人尚無掌握三維設計軟件的迫切需求和便捷渠道。因此，太爾時代這類正在開發大眾消費市場的3D打印公司們，爭奪的還是類似設計師等有專業技能的個人客戶。若希望市場擴大，設計師們也要加入“生產”行列才行—為普通消費者提供設計圖紙，甚至還可提供一定范圍內的DIY，在顏色、尺寸上彰顯個性。
在與3D打印行業共成長的過程中，太爾時代也接到過投資方的邀請，但郭戈始終認為，“這個市場還太小。”無論對于工業級用戶還是個人消費者來說，3D打印都并非剛需，“短時間內獲得飛速發展幾乎不可能，難以滿足投資人的回報要求。”
“叫‘3D打印機’對我們這行很有幫助，” 北京太爾時代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總經理郭戈對《時間線》表示，“如果叫學名‘快速成型技術’，恐怕會嚇跑一批潛在客戶。”
郭戈自碩士研究生起，便師從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顏永年，從事“快速成型技術”即“3D打印”的研發，他看到了其中的商業化前景。2003年博士畢業后，郭戈創辦太爾時代(Tiertime)——“tier”有“層層堆疊”之意，暗指公司業務特征。
公司初創，只有幾十萬元注冊資金和十幾位員工，其中三四位核心成員是郭戈同實驗室的同學。大家將創業地點選在母校附近，租了一間約100平米的辦公室，和一家位處海淀區，占地面積在1000平米左右的工廠，用來進行產品組裝及調適。
“這個行業說難也難，說不難也不難。”郭戈說，制造3D打印機無需專門技術，將已存在于材料、計算機、機械、控制和光配等領域的諸多現成技術，按照快速成型技術的原理和邏輯，進行重調，即可創造出當下時髦的“3D打印機”。太爾時代的工廠無需承擔生產任務，只是用來集成組裝和成品調適，能節省一筆不菲的成本。
雖然3D打印機的制造過程與許多傳統機械制造相比，并不繁復，只屬于機械制造業中的小行業，但其能完成的任務復雜程度，卻是無可替代的。通過將復雜的三維實體，降維成二維層片，逐層打印、堆疊，能夠完成傳統成型技術無法實現的許多造型細節，尤其是深入內部的鏤空設計。而打印精度，則體現為二維層片的無限趨薄。這些優勢，令郭戈對3D打印市場充滿信心。
創業之初，太爾時代將客戶群鎖定為模型設計需求比較旺盛的企業——醫療、玩具、汽車、家電、五金、燈飾等行業，及高校中涉及設計的專業。主打產品也是工業級別的：體積龐大，結構精良，打印精度較好，有良好的密閉型保溫空間，能保證模型打印過程中不會冷卻過快導致變型。當然，20萬到40萬元的造價也不菲。
由于3D打印市場尚未成熟。跑展會、做網站和口碑營銷是必要的推廣方式。初創期，郭戈和同事們經常穿梭于各種展會中，現場演示，吸引顧客。
第一臺設備賣給了一所學校。更容易接受新技術的高校類客戶，是太爾時代至今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。而購買工業級產品的企業用戶，大多用來進行產品研發，如外觀設計和內部結構改良——它們對3D原型打印的精度要求都不苛刻。雖然郭戈的機器已能打印一些初級、可直接應用的塑料結構件，但客戶還是更傾向于將3D打印機作為設計或研發部門的標配，并未投入制造環節。
從接訂單，到產品組裝再到銷售，一切按部就班地進行著，其業務逐漸擴展到海外。2008年，郭戈在北京懷柔的雁棲工業開發區租下一片更大的廠區，來滿足公司日益增長的訂單需求。
太爾時代在3D打印行業中，不溫不火地發展，直到2009——無論對這家企業，還是這個行業，轉型的征兆是明顯的。
2008年，海外市場陸續出現3D打印機的個人玩家。人們自發組建的3D打印社區里，掛滿愛好者們DIY的多款創意設計和產品展示。這個市場的興起，極大迎合了郭戈的預期。
“從我個人來講，我一直想把3D打印機做到個人消費級”郭戈了解這個行業對立體模型的需求：設計好草稿，當然希望能有一個立體成品來做進一步參考。對那些對打印精度并無嚴格要求的工業級客戶來說，一款更便捷、低價的桌面型3D打印設備，比高精尖的工業級產品來得實用。
與此同時，經過持續的研發和技術積累，2009年的太爾時代已有一定能力控制成本。比如，經過技術改良，打印機電極及其框架的成本，從原先的一兩萬元驟降至數百元；原先需外購的數控卡，價格在6000-10000元不等，后采用自行編程、制作芯片，成本僅需幾十元。乃至整臺打印機的成本從原先動輒十幾萬，降為幾千元。
這一切讓郭戈相信，是時候打造一個全新的產品系列了—價位能被大眾接受的桌面型3D打印機。
2010年，太爾時代桌面型3D打印機問世，命名為“UP!”，成型層厚范圍在0.15至0.4mm，打印物件體積在140mm之內，定價10000元人民幣。為了不對國內高端市場造成沖擊，郭戈決定UP!先面向國外發售。
以一款全新產品去拓展一個并不熟悉的市場，并不艱難。太爾時代在國外相對成熟的3D社區、網站和論壇大量發放UP!產品介紹，同時自建網站。“當時國外市場的類似產品很多都是DIY，和我們從工業級做下來的，不是一個數量級。”郭戈說，UP!在海外市場一經推出就很受歡迎，北美、歐洲、大洋洲、日本、東南亞乃至非洲和南美，都不乏銷路。
但物流成本卻成為負擔。每臺5公斤重的UP!，國際物流費用約為1000元，且多采用零單快遞。好在隨著訂貨量增多和知名度的提高，太爾時代開始在國外邀請代理商，提供整批發貨。2012年，UP!開始面向國內銷售。
根據業內人士的經驗，國內外3D打印機個人用戶，在使用習慣和心理預期上都有微妙差別。一臺售價二三千美元的UP!，對國外個人用戶而言，在可承受范圍之內，但對國內消費者無異于一款價格不菲的“家電”了。因此，二者對UP!的售后服務也有不同預期：國外用戶更習慣自行組裝，國內用戶則希望由專業工程師完成設備組裝和調試。“好在我們在設計時，就采用簡單的模塊化零部件，要安裝或更換，拔拔插頭就可以了。”郭戈介紹，這款簡易、小巧的個人消費級3D打印機，2010年全球銷量200臺，這一數字在2012年已直逼3000臺。
同年8月，太爾時代在UP!基礎上，推出一款配置稍低但外觀更易被大眾接受的改良版——UP! MINI。整機采用封閉式造型，噴頭和工作平臺被保護在一個可開啟的機蓋內，遠看更像是一臺咖啡機。如此設計，一方面出于安全考慮，讓工作中移動的高溫噴頭不至誤傷兒童；另一方面，親民的家電式設計便于普及。
經過近3年的轉型嘗試，郭戈確信3D打印在大眾消費中的市場潛力。不過，代價也不可回避。面向這一市場的產品營銷，已占其收入來源的50%，而原先的工業級產品則在40%左右。現在，太爾時代占據國內3D打印大眾消費市場份額首位。
“我認為，目前3D打印行業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：一級是用金屬或高端塑料，制造可直接用在產品上的零部件；另一級就是面向大眾消費者的產品。過渡型產品也會有，但市場占比會越來越小。”郭戈說道。
就第一個層面而言，太爾時代已享受到直接打印零部件給生產流程帶來的便利。目前UP!上應用的許多塑料配件，都是自行打印。好處在于，小批量生產可配合多個版本設計，隨時進行改進、迭代。至于面向大眾消費的3D打印市場，郭戈猜測，三維設計軟件的普及程度，或成為決定市場發展的壁壘。
沒有設計圖，3D打印無從談起，但普通人尚無掌握三維設計軟件的迫切需求和便捷渠道。因此，太爾時代這類正在開發大眾消費市場的3D打印公司們，爭奪的還是類似設計師等有專業技能的個人客戶。若希望市場擴大，設計師們也要加入“生產”行列才行—為普通消費者提供設計圖紙，甚至還可提供一定范圍內的DIY，在顏色、尺寸上彰顯個性。
在與3D打印行業共成長的過程中，太爾時代也接到過投資方的邀請，但郭戈始終認為，“這個市場還太小。”無論對于工業級用戶還是個人消費者來說，3D打印都并非剛需，“短時間內獲得飛速發展幾乎不可能，難以滿足投資人的回報要求。”
